舒芜（1922—2009），本名方管，出生于安徽桐城的知识分子世家。他的曾祖父方宗诚是古文宗师姚鼐的再传弟子。祖父方守敦是较有声望的诗人、教育家，曾力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，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。外祖父马其昶，出身翰墨世家，曾师事方宗诚、吴汝纶，有桐城派“殿军”之称。父亲方孝岳（1897—1973）曾游学日本，归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，学术成就包括经学、佛学、文学，在文学和汉语音韵学方面尤其突出，代表作包括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等。李洁非在《旧学中的舒芜》中说：“作为桐城后人，舒芜还来得及领受清代学术的泽被，而清代学术非常重实证，字斟句酌。这种自幼的训练，成为他操弄古典文学研究时有别于当代学人的天然优长。”

根底深厚的舒芜，上世纪50年代以来长期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。他回忆自己在出版社接受的第一个编辑任务就是选注李白诗。他在《〈舒芜文学评论选〉自序》中说：

鲁迅极推唐诗，说过一切好诗唐人早已做尽。他自己作的旧体诗，也是唐音，具二李的风神而又有新的发展。我读唐诗，最动心的也是二李。但是，我没有专谈过二李，我谈论唐诗几大家，倒不是直接根据鲁迅的什么意见，而是力图跳出中国传统的“词章”之学的范围，从“文学就是人学”的基本观点出发，探讨诗人的社会文化环境，浸染诗人的社会心态，诗中的情感世界，诗人的主体心态，以及为这些所充实的活的诗歌史，等等。这是有了“五四”新文学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新的研究方法。我这样来谈论唐诗几大家，仍然是“我论文章尊五四”的表现。

舒芜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基本上沿着四言诗—五言古诗—五律—七律的脉络发展。律诗定型于初唐，李白五律冠绝古今；初唐七律主要是歌功颂德的应制诗歌，到杜甫手里才无施而不可，掩盖百代。关于唐诗总体的格局，舒芜沿袭历史观点，分为初、盛、中、晚四期。初唐承六朝余绪，是唐诗的序幕，其中四杰和沈宋对五律形式的完成功不可没；盛唐气象无论如何是唐诗最高的境界；中唐以后除元白外，诗人多专供近体，韩愈的功绩主要在诗的散文化，李贺远宗李白而更瑰丽，近绍韩愈而更雅丽，但中晚唐成就总体赶不上盛唐，但绝句却有独到之处；晚唐李商隐以近体擅名，上继杜甫，下开西昆，旁启西江。宋诗以散文化别启途径，但强弩之末难以为继，元明清诗人完全在近体，只有吴梅村进一步把长庆体加以近体化，创造梅村体。

本书上半部分是关于唐诗的，作者对陈子昂、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高适、杜甫、岑参、韩愈、元稹、李贺、李商隐、郑嵎等12位唐代重要诗人做了散点式的批评，其中盛唐诗人占6位。闻一多《唐诗杂论》强调，初唐到盛唐转变的关键性诗人是陈子昂（参阅《闻一多说唐诗》）；舒芜承之，论陈子昂则主要抓住“迎向阔大和永恒”这个气质，从具体的《感遇诗》五首谈起，特别注意到陈子昂喜欢将“大化”“大运”“无始”“元化”之类抽象的哲学范畴作为诗歌意象，赋予可感可观的性质。

意象分析，是舒芜理解唐诗的一把钥匙。写陈子昂如此，写王维、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、李白、杜甫也都是根据意象排比分析来得出最后结论的。舒芜谈王维，秉承陆侃如、冯沅君的《中国诗史》，主要谈王维的静，谈王维如何能静，他的生活和人生观，以及他的艺术表现。他最后的结论说：“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地实现了‘温柔敦厚’的诗教的惟一的诗人，他的诗作乃是中庸主义的最美好的花朵。”作为作家舒芜的文字不仅恰切，且非常优美。王培元在《舒芜：“碧空楼”中有“天问”》高度评价这篇文章：“简直就是打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之谜的一把钥匙。”

在所有唐代诗人中，舒芜最为动心的是李白、李商隐，他认为李白完成了陈子昂的未竟事业。这里有三篇文章关于李白：《日光下的诗人》《李白诗中的白日光辉》《瀑布·银河·画幅》。第一篇文章是舒芜为自己选注的《李白诗选》（1954年8月出版）写的前言，文章说：“在盛唐诗人当中，具有全面的代表性的，表现出最典型的‘盛唐气象’的，就是李白。”关于“盛唐气象”论引发巨大影响的是林庚先生发表于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58年第2期上的《盛唐气象》一文。林庚先生说：“陈子昂是呼唤着盛唐时代的，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时代的。……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，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，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。……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，因为它鲜明、开朗、深入浅出；那形象的飞动，想象的丰富，情绪的饱满，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。”《盛唐气象》还特别指出：“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。”比较《盛唐气象》和《日光下的诗人》两篇文章，林庚和舒芜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。

《日光下的诗人》附记“一点宿愿”是作者读丹纳《艺术哲学》分析歌特式建筑启发而写的，主要谈的是李贺，李贺诗歌色彩的繁富强烈和阴暗惨淡的风格是如何统一的。通过对比李贺，所以“李白诗歌中的境界，就完全是盛唐景象了”。《瀑布·银河·画幅》将李白关于庐山瀑布的几首诗歌放在一起，最后用长卷、中堂和立轴来比拟，以画论诗，令人耳目一新，豁然有解。可见舒芜论诗，是注意中外比较、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比较的，这是他宗“五四”的一个具体表现。

与李白双峰并峙的杜甫，当然也是舒芜的重点考察对象，兹有《谈〈秋兴八首〉》《猛禽鸷鸟—杜诗中常见形象》两篇。《谈〈秋兴八首〉》立意极高，将《秋兴八首》作为杜甫的平生志事的总结来看，作为整体上连贯的组诗来看，作者是通过《秋兴八首》来辐射杜诗总体风貌的。《猛禽鸷鸟—杜诗中常见形象》则有理有据地颠覆了杜甫被作为“穷老寒儒”的文化想象，杜甫和李白都有侠气豪情的一面，这是盛唐之音的表征。